綜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我們不難發現， 在每一個社會轉型階段，在某一些方面會出現斷裂， 在一些外力作用下或內在進化的驅動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會被打亂，然后需要重新搭建。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差序格局”，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從 20世紀 70 年代末到現在都是一個轉型社會，已經打破“差序格局”，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社會結構模式，而且實踐也證明這個轉型是必須的，不轉型我們的社會生存空間會越來越小， 社會發展的慣性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人們的心理思維和行為方式，如果通過人為的方式強行改變這個慣性，改變社會發展的方向，那么這個轉型是痛苦的也是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的。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則極力反對人為建構社會模式，主張“自生自發” 的社會發展模式， 他認為在不具備社會轉型的條件下轉型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在條件成熟，加以人為的外力推動以及制度設計等，這樣不但會減少代價， 還會加速社會的發展。

　　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各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協調，但總體來看，經濟體制改革是比較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人們的現代道德素養的塑造方面卻相對比較滯后，“社會的發展總要從非常規化向常規化邁進，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 。目前，由于社會利益結構的巨大變化和長期調整，社會原有的道德、信仰、法律等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和沖擊， 但新的道德、信仰、法律還尚未建立或尚未完善， 這就使得很多方面沒有規則的約束，出現失范現象， 尤其是非誠信行為的大量出現，短期來看，社會成本低廉，收益極大，往往會給其他社會成員提供模仿追隨的榜樣，整個社會就要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一點目前在商業經濟領域已經顯現，所以在道德和法律層面重塑社會誠信，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有關誠信問題的法律溯源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頻繁而復雜，當存在違背信用而危及社會安全、僅以道德約束不足以防止時，信仰觀念就會從單純的道德約束演化為法律約束性質，也就是說道德層面的誠信規范就隨之演化為法律層面的誠信規范，這就是我們司法領域經常提到的一項重要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疾旆ㄊ房芍晌盏赖掠^念最

　　早可以追溯到羅馬法。當時的羅馬立法者發現這樣一個問題，無論怎么縝密的立法都不可能涵蓋一切社會關系活動， 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于是立法者就開始制定一些柔性的道德性法律規范，最著名的就是誠信條款，它在當事人惡意規避法律的情況下賦予了法官一定的道德裁量權。例如，《法國的民法典》第 1134 條規定：“契約應以善意履行?！?這里的“善意”指的就是“誠實信用”。到 19 世紀中期以后，西方國家個人利益的社會風氣日盛導致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于是官方開始倡導重視社會利益優先的思潮涌動，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重視道德規范對調節社會關系的作用。1896 年《德國民法典》第 242 條規定：“債務人應以誠實信用，并按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這是首次將誠實信用原則適用范圍擴大到債法領域。1907 年的《瑞士民法典》第 2 條規定：“無論任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這進一步把誠實信用原則的范圍擴大到一切公民的商事活動范圍，使之成為民法的一條基本原則。

　　從我國的法律來看，《民法通則》第 4 條規定： “民事活動應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 的原則” ，這就確立了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緊接著后面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條、《票據法》第 10 條、《保險法》第 30 條及《合同法》第 6 條都有涉及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這是對中國法律研究成果與先進立法案例的積極響應，具有較大的應用價值。

　　二、法律層面規范社會誠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道德和法律的關系問題是一個亙古以來的話題， 在原始社會主要靠道德習慣來維持社會秩序，而在階 級社會則靠道德和法律來共同維持，可以說“道德的 終極指向就是道德決定制，以法制為終極指向的就是 現代法治社會” 。

　　(一)可能性

　　(1)信用本質上也是一個法治問題。著名學者孫寬平指出，信用表面上是一個道德問題，但本質是一個法治問題，因為現代信用是市場主體依據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在交易過程中確立的一種制度安排。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制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還體現在人們在交易活動中普遍遵守的行為準則和法治意識，這些準則和意識作為市場交易的行為規則構成信仰的基本內容。 道德和法律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一個相同范疇內對等的哲學概念，它們是互為條件產生并存在的。一個國家通過立法把公認的道德提升為法律，由法律來嚴守社會成員行為規范的底線，以保障社會的良好道德風氣，但是如果只強調法律而不講道德則不能很好地優化執法的效果。

　　(2)道德決定制向法治社會轉型。近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道德決定制不斷向法治社 會轉型，綜合運用道德和法律這兩個工具，是歷代統 治者統治經驗的總結。從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后， 西方建立起一種新型的社會，即法制社會，隨后并以 自身優勢蔓延到全世界。中國受到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改革開放后，中國由道德決定制逐漸向法制社會轉型。

　   (3)誠信乃道德和法制的雙重向度。誠信作為一種道德和法制觀念，具有雙重向度，道德誠信和法律誠信具有密切的聯系，法律誠信脫胎于道德誠信， 但是法律誠信在繼承道德誠信時，它就具有了法律上的特殊宗旨和功能。目前，人們探討的誠信問題主要是道德誠信，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人們在討論道德誠信的時候往往已經超越了道德誠信傳統上所具有的“誠實守信”，其內涵更加豐富，可以簡單地表述為： 忠實地履行自己的各種道德、法律義務和職責，正當行使自己的權力和權利，自覺尊重和維護他人的權力、 權利和利益等，這是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的一種積極變化，可以感受到道德誠信正在向法律誠信邁進。

　　(4)道德對法律具有功能性補償。觀察中西方歷史，我們知道不管哪一個國家的法律都具有其局限 性，比如說保守的傾向性，不能應變的弊端，法律存 在從管理走向強制，從控制走向壓制的潛在危險等， 為了減少和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應當進行適當的補充 和匡正。實際上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互蘊含和包容 的一個整體，二者在相互調整方向上有很多重疊之處， 因此法德結合，才能既保持外在的張力又相互默契， 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

　　(5)法治現代化需要以普遍信任為特質的本土資源。法治現代化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種要 素相輔相成的，而現代法治需要本土資源，本土資源 對于中國的法治建設至關重要，什么是本土資源呢? 這里所談到的本土資源實際上就是非正式制度，它與 正式制度相對，主要體現在“習俗規范、價值觀、道 德倫理、社會觀念等”。 中國政法大學蘇力教授強調：“尋求本土資源，注重本國的傳統，往往容易被 理解為從歷史中去尋找，從歷史典籍中去尋找，這種 資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 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尋找，當代人的社會實踐中已經 形成或正在萌芽發展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是重要的本 土資源?！?認真反思一下當今這個社會，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科技成果的取得，無疑是人們之間信任 與合作能力提升與發展的結果，因此，現代化的良法 之治需要關注并需要以普遍信任為特質的本土資源。 (6)誠信理念在民商法中的具體化實現。我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現較為嚴重的社會信用問題，而整治經濟秩序，重塑 社會信用不僅僅需要加強誠信觀念，加強道德建設， 同時需要從法制建設入手，建立長期穩定的市場監管 法律體系。在現代民法中，“誠信”不僅表現為一般 原則，要求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不得規避法律 和合同，賦予民事主體一系列特定的權力與義務。在 此就民法規范進行粗略統計，《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中涉及誠信原則的共有十三條，如《合同法》第 60 條第 2 款規定的“隨附義務”，第 42 條規定的“前契約義務”，第 92 條規定的“后契約義務”等。王莉君指出：法律不僅可以通過調整性規范來提供一般的權利義務模式，還可以通過規定責任措施與救濟措施的保護性規范來糾正違反調整性規范的行為，并通過國家行政、司法職能的干預，以維持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 我們可以看出誠信理念在民商法中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雖然表述上比較抽象，但在誠信與法律關系具體化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前瞻性。

　　(二)必要性

　　從法律制度的角度考慮信用問題，我們可以看出誠信失衡的實質實際上就是法律失范。目前的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信用缺失，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等現象十分嚴重，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市場主體交易的成本， 嚴重制約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與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2002 年“兩會”后，建立全國性的企業和個人信用征信系統， 這意味著新的誠信體系將被建立起來。

　　(1)誠信失衡，重建社會誠信體系有助于克服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在利益的驅動下，反誠信行為愈演愈烈，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的正常轉型和健康發展。以誠信原則為價值目標的誠信體系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市場競爭兩個環節起到對“市場糾偏” 的作用，在市場交易中對于法律未明確的情形應以一種善意的、顧及交易方的態度進行活動，公平、正當交易，不得損害其他競爭者的合法權益，不得干擾正常的競爭秩序。

　　(2)誠信失衡，重建社會誠信體系可以糾正大量的反誠信行為。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計劃經濟基礎上轉型的，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立法空白，許多方面得不到制度規限，諸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暴露出來，如市場交易的不規范，“合同陷阱”“價格欺詐”等，當務之急是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制止這些行為，填補空白立法，既要嚴厲打擊，還要重建我們的社會信用體系。

　　(3)誠信失衡，重建社會誠信體系可以從容應對外界因素的挑戰。當下經濟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時 代，國內的經濟主體與國外經濟主體進行激烈競爭， 如果不講誠信，我們將失去國外消費者和客戶的信賴， 導致喪失商機，失去市場，甚至還會危及民族產業， 因此，重建社會誠信體系已經刻不容緩。

　　三、建立我國社會誠信體系的法律路徑

　　建立誠信體系是一項復雜而緊迫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和支持，法律在該工程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決定性的。

　　(一)厚植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文化土壤——以德治國

　　“以德治國”的方針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德治作為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一種手段，是一定社會向人們提出各方面應遵循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社會輿論推動，使人們形成一種信念、習慣和傳統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整體控制。 因此，堅持“以德治國”，要在全社會開展以誠信為內容的道德教育，注重道德教化的引導作用，讓這種以普遍信任為特質的本土資源繼續為良法運作提供環境，并作用于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二)培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制度環境——依法治國

　　在現代市場競爭中，誠信的基礎和依據首先是法律，所以實行“依法治國”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便是營造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制度環境的第一要務，因此，要與時俱進地更新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奠定法律基礎。因為法規制度體系的有效性，在于法規制度體系內在統一性、時效性。 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要求制定的法規制度不能前后矛盾、內容沖突、互不銜接，要做到法規要求的明確性、確定性、一致性，在制度建設方面制定的具體制度內容具有可行性、務實性、可操作性，另外黨內法規制度要與國家法律法規不沖突、不矛盾，體現法規制度的銜接性、協調性、一致性。

　　(三)以政務誠信示范引領全社會誠信建設—— 法治政府

　　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為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提供 有力保障，依法行政是政務誠信的生命線，政府能否 依法行政，是老百姓觀察政府可信度的重要標準。政 府各部門作為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必須在法 律規定的框架內活動，自覺接受法律約束和社會監督， 并以此樹立守規則“可信任的良好形象” 。

　　法治政府的思路是建設政務誠信的必由之路，只有當公眾在觀念上確立了法律的至上性和權威性，并以積極的法律行動去維護自身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時， 法治政府的建設才是長久的可持續的。在一個法制并不十分完備的國度，如果一個政府具有信仰法制專情于民的好品質，那么即使粗疏的法制也會因為政府由衷的實踐而變得豐滿健全，從而獲得實質意義上的法制。

　　(四)建立和完善誠信的法律約束和失信懲戒機制

　　要加強誠信法治建設，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據，法律是防范和治理失信行為、維護良好市場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 , 也是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信用基礎強有力的保障。 我國在加強法制建設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 但從總體上看 , 法律在信用經濟的運行方面還可以發揮更強有力的保障作用。當前特別需要加快建立、完善和修改的法規應該是《合同法》《公司法》《信貸法》《賠償法》《商業銀行法》《訴訟法》等。

　　建構剛性約束，不折不扣地執行法規制度條目， 持之以恒地嚴懲違規違紀行為。執法者要以誠實守信的態度不折不扣地執行法規制度的具體規定，這是保證法規制度落地生根、有效運行的關鍵環節，同時還要采取切實措施暢通人民群眾反映法律制度執行情況的反饋渠道，健全人民群眾對法律執行情況的反饋機制，全民參與到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之中。

　　(本文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6 級紀檢監察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現就職于中共玉溪市委 黨校)